对此，有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有人说是函谷关}，为喜着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有集解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臣胜实，莫知其所终”；又有列仙传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而在这些说法中，一是只说到“老子西游”，而并非是“老子西出函谷关”；二是“老子西游”，它是概指，究竟有多少次，并未说明。因此，逻辑的看，只有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给尹喜写下《道德经》。这也才会有老子后来死于秦地扶风之说。
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道、德”思想
为什么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会形成“道”、“德”思想？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直接原因就是：
一是对“王道”的思考。
当老子来到荣德山“占地脉”的时候，必然要缅怀周文王的“积善行仁，政化大行”，缅怀周武王的“武功”，和反思周王朝兴旺和衰败的原因。这种缅怀和反思，就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思考。而对“王道”的思考就是对“道”的思考。正是如此，就形成了老子“道”的思想。
二是对“天地自然”的思考。
当老子在对“王道”的思考的时候，必然要思考“王道”的受制性和条件。而“王道”为“大”乃“四域”之一，故老子不能不把对“王道”受制性的思考转向“地”、“天”，和“自然”。由此，深化了老子“道”的思想。
老子对“道”的形成和深化的过程，就正表现如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老子的“道”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四域之中，“人”，就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王道”；“地”、“天”指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中存在“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自然”指宇宙万物中存在“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受制于“阴阳及其变化之道”。同时，老子认为，“道”和“德”即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说法，故“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从而形成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道高德高”、“道低德低”，或者，“德高道高”、“德低道低”的思想。对此，笔者著文《论中国“道”、“德”思想的变迁》专门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介接原因就是：
一是受先秦“阴阳”观的影响。
据传，伏羲创“阴阳”以及“八卦”。以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哲学观。这种哲学的一大成果，就是造就出了一大批诸如“阴阳家”这样的方家术士。老子也位列其中。但是，老子在思考“道”的时候，将此阴阳观贯穿其中而产生出了新的认识，即在老子看来，“柔弱”与“刚强”的关系就是“阴”与“阳”的关系的反映。以此，就能做到以“阴阳”观去认识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而与历史上的“阴阳家”划清了界限。
二是受山川地理的影响。
老子“西游”，一路走来，必然会受到沿路山川地理的影响，而带来思想认识上的启发。
比如，荣德山的一些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阴阳”及其“辩证法”思想。
对于“阴阳”的联想：
其一、荣德山，即老君山，有“大老君山”与“小老君山”之分。大老君山，在西，雄奇峻险；小老君山，在东，尖耸秀拔。两山相距约6公里，互为映衬。这种地貌，也就如阴阳家所说的“大地之乳”。
其二、在荣德山，即大老君山上，有在整体岩石上形成的“鸳鸯池”。其积水不多，但四季均衡。
对于“辩证法”的联想：
如，据南宋《舆地记胜》记载：荣德山，即大老君山，“其山在山谷之中，独拔五百余丈”，但是几十里路之外的“资州、昌州、富顺皆见之”。这样的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的“高下”、“远近”等等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以及“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高下”、“远近”等等辩证法思想。并以这些辩证法思想作为“条件”，而支撑起了“柔弱胜刚强”这一老子的核心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德经》。
所以，如果没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清清静静的对周王朝的兴衰得失的一番思考，又哪里可能写得出《道德经》？由此，可以说明，老子的《道德经》最终形成于荣德山。
四、老子修道的“秘传性”使得“中国道教”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在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而在峨眉山修道。
那么，老子是否到过峨眉山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峨眉山地处青神以南，位于川西南。从地图上看，它与荣德山几乎同在一个纬度上，而从两山相距看，行程约百余华里。故峨眉山也应该是周荣公之封地。如此，老子也就必然会去峨眉山。同时，荣德山山顶不过三亩之地，如果老子要开道埸、授弟子，就显得十分狭窄，相反，峨眉山山高地阔，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据《峨眉山志》记载，峨眉山位于今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居长江上游，屹立于大渡河与青衣江之间。据沿峨眉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柏香林青铜器、石岗村汉代铁制农具和石雕田塘模型等众多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峨眉山人已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活和劳动。正是峨眉山的这种良好的生存环境，才使得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创道。
那么，老子修的是什么“道”呢？
如上所述，老子基于阴阳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认识到社会就是由“刚强”和“柔弱”所概括出来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统治者”及其“统治基础”表现为“刚强”，而“被统治者”，特别是“百姓”则表现为“柔弱”。在“刚强”和“柔弱”之间，“刚强胜柔弱”是绝对的，而“柔弱胜刚强”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此，老子揭示出了社会武、戈不息的本质。老子认为，要止息社会的武、戈，统治者只有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而要实现这种政治，就要使统治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社会认识：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的认识到“柔弱”是能够战胜“刚强”的；另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做到“忘我”、“无私”。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有了这些认识，方才能够与百姓的立场一致，做到“以百姓心为心”、做到“有德司契”，实现“无为而治”，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从中，也方才能够使统治者“无为而有为”。
而从中，就体现出了老子修道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一是缔造“武术”。为社会，特别是百姓提供物质批判的武器。以期实现“以武制武”的目的；二是传播“德治”思想。特别是要通过对“德”的修为，做到“德高道高”。以期实现“止戈为武”的目的。
据笔者盘破门师传，老子在峨眉山九老洞修道。其间，就缔造出了以“狗脚猴手，虎背熊腰”为形体的“盘破”武术拳法。从而使老子成为了中国武术之鼻祖。同时，老子又是中国修行道学之鼻祖。
可见，老子的“道”，它不是讲对“天”、对“地”、对“自然”的崇拜，不是讲对“图腾”的崇拜，不是讲对“神”的崇拜。而是老子基于“阴阳”观和“辩证法”思想，以及“柔弱胜刚强”的精神而表现出来的“武学”的品质。老子的这种思想，无疑的，对自然、对社会具有积极进取的革命的本质。
然而，正是老子站在“柔弱”的立场上而对“刚强”的叛逆，并提出“德治”而对“王道”，以及“霸道”、“暴政”进行批判，故老子这种态度和立场是不可能被周王室的统治者所接受的。这样，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辞官不做，而再出函谷关，上了峨眉山。
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并创立了“道学”。这就应了梁启超所考证的“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之说。但是，在笔者看来，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老子“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
为什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老子有此至高无尚的地位？
原因在于：
其一、老子有显赫的身份。
老子到西南是“奉命”而来的，无疑的，在“蛮夷”眼中，老子就是周王室派往西南的“特史”，是“天朝”的代表。故对老子的尊敬，就是对“天朝”的尊敬。由此，老子成为了“天朝”权力的象征。
其二、老子有饱学的知识。
老子知识广博，特别是，老子既会“占卜”、“风水”等学，更会“周易”。这就更令“蛮夷”崇拜。由此，老子完全就成为了“蛮夷”眼中的“神”。
其三、老子有武术。
老子创造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理论为基础的“盘破”武术，故在武打上完全能够做到“以艺服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八方“蛮夷”来朝敬峨眉山，和修道，从而老子成了不是“耆老”的“耆老”。并把“道学”以个人修行的方式，和门规性的、程式性的方法，传播开来。
老子的道学，在峨眉山发源，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
然而，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传”的方式，和打上“宗教”的色彩。
为什么？有史为证。
表现为：
其一、《道德经》保密。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也就是老子要保密“武术”、“武学”的思想。
其二、中原“隐士”出现。
在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的出现，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这与老子的“道学”流入中原的时期相吻合。
而“隐士”是些什么人呢？这主要就是中原的“兵家”、“纵横家”。
比如孙子。
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
一次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
二次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又如鬼谷子。
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再如陆通。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不仅是隐士，而且，从中可知，隐士所“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了。
所以，老子“坐阵”峨眉山行“耆老”之实，和在中原隐士的出现，这些事实表现，老子与“蛮夷”、百姓、“隐士”之间，就实际上存在着“教主”与“教民”的关系。正是如此，老子的“道学”就实际上成为了“道教”，于是，才有了“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
五、历史佐证
佐证之一：“武术”、“武学”发端于老子及其峨眉山。
一是据《吕览》记载：“蜀人尚武，巴人好剑”，“蜀人善戈，巴人弄剑”；又说：“贵人好武，善使铁棍”。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四川的北部民族以棍术见长，成都地区以善拳为主，川东地区以剑术为最。
二是在老子“盘破”武术出现之后，它直接派生出了地处青海湖边的道家武术“神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形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太极元功”。
三是在老子“盘破”武术赖以的“柔弱胜刚强”的打法理论出现之后，中原兵家、纵横家以之与“集团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孙子兵法》、《鬼谷子》等巨著。
佐证之二：张道陵自奉老子为“教祖”。
张道陵，本名张陵，生于公元34年，卒于公元156年。东汉沛国丰邑人。道书载：张道陵7岁读老子道德二篇，即了其义。他为太学书生，通晓天文、地理、诸子、五经。永平二年(59)以直言极谏科中，拜巴郡江州令(今重庆)，时年26岁。因素志于黄老之道，见世风日下，不久遂弃官隐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汉章帝、和帝诏征皆不就。后与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诉流至云锦山(今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三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闻蜀中民风纯厚，易可教化，入蜀居鹤鸣山修道。汉安元年(142)感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之道或云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创立了道教“五斗米道”。立二十四治，以祭酒分领，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符水治病，百姓奉之为师。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撰《老子想尔注》阐扬道教教义，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以“道”为最高信仰。永寿二年(156)，以盟威都功诸品经箓、玉册、剑印付子衡，与夫人雍氏升仙而去，年123岁。而且，据历史传说，张道陵会剑术，武功深厚。
故从张道陵会“武术”，和“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来看，他无疑的是老子道德思想的传承人。
但是，目前史学界依然认为，只有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教”，中国“道教”才“正式”出现。
这里，笔者置疑：既然张道陵“尊老子为教祖”，其在中国“道教”发端的问题上，不敢以“教祖”自居，而进行了自我否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紧紧抓住“张道陵创中国道教”这个问题不放手呢？显然，这是不懂老子的“道学”为何物所致。
佐证之三：据记载，峨眉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从东汉以后开始，出现“道”、“佛”杂居。明末清初，道教才全部退出了峨眉山。
佐证之四：荣德山，即老君山，从来就是道家“修真”之地，至今香火不断。
一是据清代乾隆《威远县志》记载：“大老君山，上有老君祠，修道石崖14所。有池，古开千叶莲”。
二是唐宋时期，有陈抟老祖在此修真。据《威远县志》记载：“相传唐末五代道士陈抟老祖曾在老君山修真，故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宋太宗赐号陈抟为希夷先生}”；
三是历代文人墨客在荣德山抒发对老子的怀念。
四是时至今日，不少海内外华人都崇敬威远老君山，其老君祠中香火不断。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这些说法因历史久远、资料匮乏而显得扑朔迷离，但是，威远县志所记载的“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和老子到荣德山“占地脉”这些事实，应当说，是可信的。正是如此，老子在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道学和道教，就有了根据。也应当说，这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因此，“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并非是空隙来风、人为杜撰，而是可信的、真实的事实。
之三：李耳得名“老子”考
一、
众所周之，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而为何得名“老子”？而且，《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对此，史学界说法不一，这成了一大历史之谜。
现将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现成说法甄别如下：
一是“长寿说”。因为李耳长寿，故被称为“老子”。
李耳的岁数有多大？孔子曾说：“窃比于我老彭”。古传彭祖寿高八百，老子与之齐名，看来岁数确实不小。司马迁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又，汉郑玄注《礼记·曾子问篇》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可见，李耳长寿，当属无疑。
此说虽然有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特别在先秦的那个时期中，人生七十，便视为“长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孔子也有七十余岁，当在长寿之列，却为何不见其有“老”字之说？
应该说，不独李耳，先秦百岁之人可能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却未见于“老”字，也未见于书载，这又是何故？
故“老子”以“长寿说”得名，值得商榷。
二是“耆老说”。因为李耳在部落为“耆老”，德高望重，故被称为“老子”。
梁启超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史”多由耆老担任。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耆老”，他们是各个部落的长老兼巫师，享有很高的威望与权力。故认为“老子”得名，源自德高望重的“耆老”。
此说，可见李耳西出函谷关后，确实到了四川，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但是，说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当过“耆老”，则不可信。
故“老子”以“部落耆老”得名，可能欠妥。
三是“姓名说”。认为李耳本姓“老”，故被称为“老子”。
对此，如廖海庭说：“先秦诸子中，孔子姓孔，墨子姓墨，余可类推。独老子姓李，不曰‘李子’而曰‘老子’者，‘老’‘李’一声之转，‘老子’犹‘李子’也”；高亨亦曰：“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矣。……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
此说显得有些奇怪。因为通观史籍，举国内外，似乎未曾见到过有“老”姓之人。故尔普天之下，唯独李耳姓“老”。这岂不感到奇怪？而且，纵有“一声之转”则只表现在口头上，然而在文字上也表现如此，这就令人不解了。
故“老子”以“老姓”得名，实无根据。
四是“尊称说”。认为李耳受人尊敬，故被晚辈和后学者尊称为“老子”。
有人认为，晚辈和后学者在老年人面前，特别在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面前要恭顺，要毕恭毕敬，同他们说话，绝对要禁止直呼其名，而呼唤他们时要使用尊称。因此认为，“老子”是晚辈和后学者对李耳的尊称。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晚辈和后学者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尊称，必须要加以姓氏，方能有所区分。比如，儒家门徒谓孔丘为“孔子”，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在尊称上含糊其词，相反，达不到尊称的目的。比如，当在尊称“孔丘”的时候，只言“子”。那么，这个“子”是谁呢？特别是在没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下，这种说法，怎么也是令人不可明白的。如此，便使“尊称”就显得毫无意义。
故“老子”以“尊称”得名，逶实片面。
除此之外，还有以“神仙”说而得名的“老子”。此说，无非是历史上对老子的“杜撰”和“神话”罢了。故不必多说。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是“老子”得名之由来。而李耳之所以得名“老子”，是因了“密传说”的缘故。因此，笔者今天提出“老子”得名之第五个理由，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密传说”，使李耳得名为“老子”。
二、
所谓“密传说”，就是婉约的、秘密的表现出了在“《道德经》思想”传承之中的一种不公开的、但又点到自明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表现如“老子”与“孙子”在“血统”关系上的一种“暗喻”。
此说是否有理？
要了解这个“密传说”，就必须了解老子是否有“保密”的思想及其“保密”的东西。
对此，答案是肯定的。
《道德经》明确的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
那么，《道德经》“保密”了哪些东西呢？
概括的说，就是“保密”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
因为，《道德经》说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其中，“国”，无疑的，为动词，就是指的“兴国”、“立国”、“保国”、“卫国”之意；“国之利器”，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这一“思想武器”。故尔，在老子看来，这“国”之所在表现在：一是只有统治者做到“无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顺应民心”，止息社会的“武”、“戈”，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局面，促进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发展，实现“兴国”；二是只有统治者，以“不争”为“争”，方才能够使国家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实现“保国”；三是只有统治者“顺应民心”，做到“民心无敌”，方才能够面对强敌而使国家巍然不动，实现“卫国”；四是只有做到以“柔弱胜刚强”，即以“武术”为物质批判武器，注重条件和时机，方能取而代之统治者的地位，实现“立国”，等等。这些，就正是老子要“保密”的根本东西。
显而易见，上述这些思想，如果不保密，李耳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就会使《道德经》不可能流传到今天。
那么，《道德经》是怎样进行“保密”的呢？
笔者在《“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经》的“保密”，主要表现为“几多几少”：一是讲哲理多，命题少，甚至于开篇就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命题隐去了；二是讲“柔弱胜刚强”的事例多，理论少；三是讲武术理念多，方法少，甚至将武术众多打法法则隐去了；四是讲“以德治道”多，“武术”少。这几多几少，加之行文无序，又书以韵文体形式，故使人难以把握《道德经》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至于命题与论证之间的关系也就看不明白了。故谓“《道德经》，五千言，玄而又玄”之说，正起于此。
三、
正是《道德经》的“保密”，使得晚辈及后学者在继承《道德经》思想的时候，必然同样采取了“保密”的态度。此之，则形成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之“密传”的事实。
那么，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晚辈及后学者是什么人呢？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除开李耳的道家之外，如在儒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之中，哪些秘密传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呢？
这里，只消稍微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首先，最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儒家、法家、名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孔子，即儒家，它讲的“道德”，是“宗法伦理”修养方面的道德，这与老子讲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和“德”的思想，特别是由“道”，即“柔弱胜刚强”所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比如法家，它讲的“法、术、势”三位一体，就是在为“刚强胜柔弱”造势、建言，而这明显与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来批判“刚强胜柔弱”的思想相悖。
比如名家，它讲逻辑，讲“名正言顺”。无疑的，它是维护孔子“克已复礼”的“正统”思想的。
其次，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墨家、阴阳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墨家，虽然它讲“兼相爱，交相利”，与《道德经》的“有德司契”的契约观如一脉相承，讲“尚贤”、“尚同”，与《道德经》讲的圣人要“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如出一辙，讲“非攻”，与《道德经》的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好像一致，等等，但是，它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经》在对“国”的认识上的“柔弱胜刚强”思想这个根本。
比如阴阳家，它讲“阴阳”，讲“五行”、“八卦”，但其作用旨在“堪舆”，和看凶吉、看风水、看相等等，故其完全与《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一样。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兵家、纵横家了。
而这两家，正继承了《道德经》“国之利器”的“武术”、“武学”，即“兵法”、“智谋”思想。
概括的说，《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其中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思想。它贯穿了老子所揭示的基于“柔弱胜刚强”而产生的“武术”的“内在条件”和“三种武学境界”。《孙子兵法》明确的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武学思想。《孙子兵法》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还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上乘武学境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谋”思想。
同样，纵横家以《鬼谷子》一书为代表，也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智谋”思想。正如史书评论：“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等，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因此，有“《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之说。
如果说《道德经》，与兵家、纵横家的武学思想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道德经》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单打独斗”，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的话，那么，孙子、鬼谷子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集团作战”，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外在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情况表明，老子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
由此可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兵家、纵横家才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而且，兵家、纵横家谨遵《道德经》“保密”的告诫，故对其“武术”和“智谋”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出处，实行了严格保密。
对此，有事实为证。
证明一：《孙子兵法》、《鬼谷子》，及后来的《三十六计》等等，在其书中均不见师承关系，不明武学理念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是何故？这难道说都是历史的“偶然”吗？显然不是。而这种情况，正反映出了历代兵家对《道德经》之“国之利器”的保密告诫之“忠诚遵守”所致。这就是唯一可信的解释。
有《三十六计》之“编者”说，其计谋源于《易经》。但是，《易经》本质上是一部“占卜”书。对此，《孙子兵法》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可见，《孙子兵法》尚不信占卜，“不象于事”，“不验于度”，那么，《易经》又何来生得出“兵书”？然而，事实上，《三十六计》充满了《道德经》的“武术”和“智谋”思想，其战例几乎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结晶。因此，兵家、纵横家继承了《道德经》思想。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证明二：《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始于春秋，最后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公认为“并非是孙武一人所为”。可见，《孙子兵法》有着众多作者，前后计有几人。既然如此，除开孙武之外，其他几人也都姓“孙”，这可能吗？显然不能。其中的“隐秘”，难道就不是“保密”？
证明三：从时间上看，据笔者考证，老子大约生活于“西周中晚期”，即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而孙武、鬼谷子大约生活于东周中晚期，即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时期。这就使得老子的“武术”、“武学”发展为“兵法”、“智谋”完全符合逻辑。
证明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分“德经”和“道经”。其中，“道经”侧重讲哲学，主要包括“武术”、“武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德经”和“道经”因有“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思想从中连接，故《道德经》必是一部“兵书”无疑。既是兵书，后人必然要对其保密，而且必定“密传”。历史的看，对“武术”、“武学”的传承，自古以来就讲“口传心授”，就讲“不传外人”，这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和规矩，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基于此，《道德经》思想必然“密传”无疑。
因此，先秦兵家、纵横家是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传人，并且对其“武术”、“武学”思想进行了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