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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武术名家，内江市武协副主席。著书：《中国武功盘破门》、《峨眉恩仇记》、《盘破门与武术人物》、《老子武学与国学》。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国武学文化。
老子生平三考
姚文俊
时至今日，人们对老子生平事迹的了解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长寿；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著有《道德经》；西游不知其踪；晚年死于秦地扶风。
笔者通过推理和考证，给老子的主要生平事迹勾画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轮廓。
这就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长寿，大约生于公元前911年，卒于公元前781年，享年130岁左右。老子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老子熟知典籍和历史，和精通＂阴阳＂和《周易》。约在中年时期，老子经历了西周“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这段历史。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之下，老子奉周王室之命去了周荣公封地“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来到了当时所谓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荣德山等地，开始了“西游”。老子在荣德山期间，面对周王朝的衰落，在总结周文王的＂德政＂，和周武王的＂武功＂，以及周厉王的＂暴政＂的得失成败之中，基于“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的思想而“悟道”，从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以之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并且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缔造了“武术”、“武学”。以此，形成了老子《道德经》思想。在老子回周王室复命之后，辞官不做，又开始了“西游”，再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下了《道德经》。老子此去，来到了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并且＂修道＂，和以门派性的、规范性的、程式性的方式传道。老子的道学，开创了蜀中尚武之风。特别是道学由西南“蛮夷”之地秘密的流入中原之后，导致了“隐士”出现，“老子”得名不胫而走。老子长期致力于＂修道＂和＂传道＂。老子晚年，逝于秦地扶风。
之一：老子生活时期考
老子生活时期究竟如何？
据现在的普遍说法，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其中，对老子的生活时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东周”，均无从查考。不过，对老子的岁数的说法，倒存在几种：
一是司马迁认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但其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二是老子文化网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约百岁以内。
三是孔子曾说：“窃比我于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传彭祖寿高八百，此间将“老子” 与“彭祖”相提并论，看来老子的岁数的确不小。其说法，也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从这些说法来看，老子长寿无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种说法，因有附会“孔子见老子”之说，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东周人。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
然而，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
为什么？
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即“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武术”，和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土壤。
那么，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个“土壤”就是：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
对此，形成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一：“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即为“西周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西周时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只普遍存在有“单打独斗”的“武打”，而基本没有诸侯间争霸战争的“集团作战”。也就是说，只有在“武打”的时期方才能够产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思想。
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等等，就已经阐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把“武打”变成“武术”的事实。而“武术”，就是后来的“兵法”之源。因为“武术”与“兵法”虽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远比“武术”大得多，并只有在“集团作战”的时期得以出现。故从“武术”时期与“兵法”时期划界，“武术”乃是“单打独斗”的产物，而“兵法”则是“集团作战”的产物。换句话说，“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方才表现为“武术”时期，而诸侯间争霸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兵法”时期。
因老子缔造“武术”，就是建立在“单打独斗”的武打基础上的。这个事实表明，老子生活在“武术”时期，即“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充满“武打”，但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特别是没有诸侯间的争霸战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几乎没有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平和、安定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西周时期”。
如果老子生活于诸侯间“集团作战”的争霸战争的时期，即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老子就不会单单创“武术”了，而应该会创“兵法”。
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即从东周16年{公元前684年}开始的长勺战争就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武术时代”，而全面进入了诸侯间“集团作战”的“兵法时代”。故在东周16年后，不会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同时，孙子、鬼谷子等人，人们公认他们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他们的“兵法”则由老子“武术”而奠基。故在“武术”与“兵法”的传承关系上，有着如“老子”与“孙子”之说，即在如类似“血缘关系”上的“暗喻”。这个事实表明，老子，与孙子、鬼谷子等人不会共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老子的生活时期必然远比他们更早。
而且，笔者研究，老子“西游”在今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和道教。老子的道学，在秘密之中传承。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这种情况，使得中原的“隐士”出现。而孙子、鬼谷子等人就是春秋时期中原的“隐士”。故他们的“兵法”思想源于老子的“武术”、“武学”，当是可信的。
推论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天子专制的时期”，即为“周厉王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周厉王时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正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源。
史书载：周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的局面，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无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另说：平民推选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这段历史，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提供了“社会实证”。
基于此，老子从“道法自然”及其“阴阳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之对“刚强胜柔弱”进行了批判。
“刚强胜柔弱”是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基础”。在统治者看来，“刚强胜柔弱”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真理。以此，统治者自比为“天子”、“太阳”等等，俨然不可侵犯。但是，统治者的“刚强”，却在“柔弱”的百姓发起的“国人暴动”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认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彻底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的“统治思想基础”。
也正是这段历史，使老子产生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表现在：
第一、“国人暴动”，使老子看见了百姓的巨大力量，从而产生出了“民本”思想。
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为“公”，不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和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道”，这里简单说就指“政权”。道生长培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为“公”不为“私”，其统治才能长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先人后已”的思想。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认为，要成为“圣人”，则要将自身置之于度外，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和艰辛，并身先士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爱民”的思想。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这样，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
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见了“契”的重大作用，从而产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约管理”思想。
老子通过“共和行政”，看见了国民“推举”出来的大臣、诸侯等等代替国王行政的事实，从中，老子看到了在国民之间、大臣诸侯之间，和在百姓与大臣诸侯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约定”，即“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了14年之久，并顺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这个事实，使老子认识到“契约”也是执政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且，因了这“契约”关系，彰显了人们“遵契”、“守契”之“德”。社会由此而安定。基于此，老子产生了“契约管理”的思想。
那么，老子“契约管理”的思想是什么？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暂时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解决了。而且，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而表现出来的，而无德的人才会去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自然赋予各个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间没有亲疏，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来，只有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契约管理”思想。这正如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老看来，“契约”充满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彰显出“德治”。这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约管理”思想，它们反映在政治上就讲“绝圣弃智”。其中，“绝圣”，就是摒弃统治者自以为是的“愚民”政治；“弃智”，就是摒弃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坑民”政治。从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正是如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并要做到“忘我”、“爱民”，顺乎“民心”，和实行“契约管理”，这样做，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经》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只有在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深刻总结、反思之中，方才可能产生。
所以，只有西周“周厉王时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
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
比如，先秦历史上的“商汤灭桀”、“武王伐纣”，等等，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说，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其无视百姓的力量，最多不过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民心”、“爱民”和“契约”、“契约管理”的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比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权利交替和更迭，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时，只有野心和贪欲，只有强权和兵戎，而无所谓“忘我”和“无私”、“爱民”和“民心”、“正义”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约管理”、“无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战争”和“兵法”。
总起来说，根据上述推论，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厉王时期”，那么，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这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即，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之时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那么，将“国人暴动”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而老子去世的时间，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后，即主要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中晚期”人。
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还有《道德经》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予以印证。
印证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小国寡民”，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经济特征。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诸侯国之间，划地为牢，互不相犯，虽然可闻鸡犬之声，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因此，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是不会有“小国寡民”这样深刻的描述的。
印证之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对西周“国人暴动”的赞扬和肯定。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国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答案几乎就是一次，这就是“国人暴动”。而且，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国人暴动”，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吾与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国人暴动的“不怕死”，后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感叹。
甚至，应该说，老子不仅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而且，“亲见亲历”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为什么？因为，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没有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直接参与、深刻了解，没有切肤的、深刻的感受，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经》这样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
何况，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看不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宗周、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诸如“孔子见老子”、“老子与庄子对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就是“相传”、“故事”，和“附会”而已。其实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属。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之二：“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考
从古至今，就有“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但是，自明朝末期，道教全部退出了峨眉山后，峨眉山便完全成了佛教的圣地。这样一来，就很少听到“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了，甚至这种说法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笔者今天重提此说，旨在研究中国道教的起源，研究老子的生平和行踪，以填补这些研究中的空白。
笔者认为“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是可信的。同时，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四川。他在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后在峨眉山修道，形成了“中国道教”。故中国原始的道教为老子所创，由峨眉山发源。
一、老子“西游”的去向和目的
关于老子“西游”的去向问题，史书说“不知所终”。至于老子“西游”的目的，则更是一无所知了。但对于老子是否到过今天的四川问题，四川史志略有线索，后据梁启超考证：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
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西秦”、“蜀中”和西南“蛮夷”之地。其中，“蜀中”，即为古之“蜀人”所在地。“蜀人”，为先秦时代族名。其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与夏商多交往，随周武王伐纣，封于蜀。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而青神之西南，包括成都以及荣德山、峨眉山等地，则为西南“蛮夷”之地。
老子“西游”的目的何在？至今存在几种说法：一是如梁启超“耆老”说。但是老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西南“蛮夷”之地当“耆老”，和怎样当“耆老”，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不得其解；二是传说老子为寻找“大地之乳”来到了西南“蛮夷”之地；三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在这几种说法之中，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最为可信。
那么，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这是否是事实，有无根据？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有二：
其一、在四川省威远县的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古为西梁山、荣德山，留有清代乾隆年间威远诗人李进的诗，曰：“万仞雄台插蓖空，出关老子落苍穹：丹砂炼就莲池绿，紫气滕来石室红。若为周家占地脉，直教唐世戴天工。何人能似骑牛客，犹有缑山化鹤翁”。这首诗，不仅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一事，而且还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的目的，这就是“为周家占地脉”。同时，又有清末翰林、诗人、书法家赵熙登临老君山，赋诗刻于石壁之上，曰：“一念前生堕世间，飘然人外御风还；秋来化鹤三千岁，独立荣州第一山”。赵熙这首诗，讲了老子成仙的故事，但从中却将老子出关后的时间、地点说得清楚、明白。
其二、据威远县志记载：“老君山，因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炼丹而得名。在西周时期，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故又名荣德山”。史载，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之子，生卒年不详。周王朝的建立者。在位19年崩，谥曰武。
而“周荣公”何许人也？一曰：周荣公为文王之大臣，佐武治天下者。为与周同姓的诸侯，则荣之为姬宗。封于荣邑{河南陕西交界处，在今河南巩县一带}，食采于荣，以荣为氏，是为始祖；二曰：周荣公就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这两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通的一点：不管是周荣公或者周文王他们与西周王朝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笔者最同意第二种说法。故尔，包括有荣德山在内的周王室的封地，当是可信的。
由于有着这样的渊源关系，这就与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有了内在的联系。
这个联系就是：在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之下，老子奉命去周王室祖宗之封地去“占地脉”，以祈求王室及族人安康。
正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消除了历史上的两大疑惑：
一是“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的来历与周王室的绝对机密有关。
据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桞，周守藏室之史也。因为，老子既为“周守藏室之史”，就理应“守藏”和“熟知”经史等等典籍，包括周文王的“易经”，以及风水、占卜等学。正是如此，老子才可能去“为周家占地脉”。同时，老子一直在为周王室服务。既然如此，故他当周“守藏室之史”，或者，去到周王室的封地上“占地脉”，应当说，这都是老子份内的“工作”。因此，老子奉命去周王室封地“占地脉”，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足为奇。然而，“为周家占地脉”一事，无疑的，当属周王室的“绝对机密”，必须保密。故尔才有“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
二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后的行踪就明朗、清楚起来了，而不会像之前理论界所说的“一无所知”。
自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时入川之陆路，只能越秦岭，过剑门关入蜀。为此，老子要到四川，必出函谷关，经陕西地界，方能入川。而它们处西南，这就印了“老子西游”之说。故“老子西游”的路线，就是西出函谷关后，经西秦，即陕西、陕南，过“蜀中”，最后来到周王室的封地，即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峨眉山等地。
因此，老子去四川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之说，应当是合符情理的。
二、老子“西游”和“修道”的时间
老子“西游”的时间何如呢？
据史书载，有人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又有人说：“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于是去”。这两种说法，就是老子去荣德山的时间。这些说法，共通点，都是老子去荣德山是周王朝衰败的时候；不同点，前一种说法时间隐晦，后一种说法时间较为明确。
然而，说到“周之衰”，虽然周平王东迁已见衰势，而真正的衰，当在周厉王时期。因为这时出现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以至将周厉王赶出了王室。因此，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的时间，大概当在西周“共和行政”时期。
老子“西游”的时间牵涉到了“老子生活时期”的问题。对此，说法有三种：一是老子生活于“周朝”时期。其说法含混；二是老子生活于“春秋”晚期；三是老子生活于“战国”初期。而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于是笔者著文《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考证了这个事实，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良好反响。正是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这就与“周之衰”，和老子“西游”的时间吻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还必须廓清《道德经》成书的时间。以此，才能大概确定老子“修道”的时间。
有书载：“老子西出函谷关，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这说法表明，在老子当守藏室之史的时候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只有在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占地脉”之后，才可能形成《道德经》思想。对于此，下文将专门论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老子在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回京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为尹喜写下《道德经》。而老子再出函谷关的时间，也就是他辞官不做，而上峨眉山修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