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的起源与发展(上)
这篇《气功的起源与发展》系《健身气功基础知识》中的一章。《健身气功基础知识》一书，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正在组织专家编写的一部关于健身气功的通俗读物。《气功的起源与发展》一章前半部分为吕光荣同志撰写，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部分为周荔裳同志撰写，本刊拟分两次刊登。
——编者
气功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未见直接的文献资料，目前是根据几个间接文献的互相佐证推测的。据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在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中国中原地区曾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用有“宣导”作用的“舞”来治疗“筋骨瑟缩不达”之疾的记载。《黄帝内经》也有用导引、按跷来治疗骨关节病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导引按跷”。
1975年在青海乐都地区柳湾三坪台出土的马家窑时期的文物——浮雕彩陶罐上，是一个练气功站桩的人形，说明中华气功至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
一、殷周时期的气功萌芽
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创时历，应用干支纪日法，制造石器、骨器，进而是青铜器。农业生产较前发展，生活和文化较前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渐增进。虽然天体运动与神话相伴，周天之说已见端倪，对身体各部分结构已有观察，对疾病的危害也已有所认识，并具有了一定的医药知识。这都为气功养生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传说殷时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得益于“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中国人名大辞典》•彭祖）又有一位容成公“自称黄帝之师，见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精气者，发白复黑，齿坠更生。”（《云笈七签》）说明殷时已有气功导引养生法的存在。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创编“舞”用以疏通经络，理气导滞，以防治郁滞不通之疾，这种“舞”已类似今天的健身气功。
二、先秦诸子与气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道家、儒家、仙家、兵家、法家、杂家、阴阳家相继出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开始积极探索生命的生长壮老规律以及与之相应的卫生保健方法，导引、食气（服气）、吐纳、行气之术逐渐为人们所采用，为气功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德经》除了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外，也为探索气功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它把气功养生的三大要素——调心、调息、调身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守一法”也出自该书，故《道德经》对后世气功的发展很有影响。 “守一”的“守”是指“意守”，“一”是指意念集中为“一”。所谓“守一”，即指练功时意念集中于身体的一个点，或一件自然景物，或一件其他事物，也可以说是在众多的意念中，选择其中一项，并对此一项意念活动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孔子提倡修身（健身），以“守中”类功法传世。所谓“守中”，即在练功时，意念集中于身体或脏腑，或自然景物之内，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处天和之中。
《庄子•刻意》中的“吹口句（xu音虚）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则说明了习练气功的目的只是为了健康长寿而已。
孟子提倡“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强调练气功要重视道德修养的修身方法，这与当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新观念：“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康的人才算健康的理念”不谋而合。
宋、尹则把老子的“道”和“气”统一起来，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遍流万物而不变”(《心术》)。又进一步提出了精、气、神的概念，其“气论”对气功学的基础理论有很大影响。
动静结合的观点则首见于《吕氏春秋》，吕氏首先指出了“静”的重要性，“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接着又指出了“动”的重要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由于静与动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吕氏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专以养生为务的“神仙家”，其中的突出代表有被后世广为传扬的王乔与赤松子，他们对气功的影响也很大，致使不少功法都冠以二者的名字。
《战国玉铭》又称《行气玉佩铭》、《行气玉铭》以及《行气铭》，据专家考证，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一件反映气功历史的珍贵文物，也是到迄今为止最早且完整描述气功锻炼的实物，在这一中空但未透顶的十二面体玉制饰物上，刻有四十五个铭文，表明在战国时代气功功法确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战国至汉初成书的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奠定了古老气功的医学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记载:“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从气功锻炼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古人对远古时期人们修炼气功境界的描述。“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已有了三调的雏形。《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是一种社会医学，它所奠基的气功学，古时称为“黄老之学”，恰好符合当代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是气功锻炼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素问•遗篇刺法论》更介绍了气功治疗慢性病的具体方法。后世练功的“入静”、“气贯丹田”、“舌抵上腭”、“叩齿吞津”、“玉液还丹”等等，也都由此而来。
先秦时期，社会上已有从事气功研究的术士、方士。气功养生术从休息以利于体力恢复的简单应用，成为有理论、有实践的预防养生、祛病健身的导引气功。如楚国盛行导引行气，著名的方士就有“羡门高豀 、上成郁林、公乐聚榖”（宋玉《高唐赋》）。姜亮夫先生说：“燕齐以求仙方而延年为主，而楚南以养气而外生死为宗，故燕齐多方士，而楚南多隐逸……而导引行气，始于楚南。”（《屈原赋校注》）可见战国后期社会上气功养生术的普遍流行。《素问》即有“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 之论（《异法方宜论》）。
《管子》则谓“故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此乃以稳定形神立法。《荀子•修身篇第二》提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乘之以调和”，提倡用中和法调节精神与形体。功法已有动功、静功等不同，并且收载在诸子的著作里流传下来。
三、秦汉时期的气功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虽然秦朝持续时间不长，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做了许多统一的工作，为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秦汉在医学方面有较大发展，气功学也因此受到良好的影响。尤其是汉初，统治阶级曾一度提倡“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之风盛行一时。政府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客观上对气功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即使以后董仲舒提出“尊崇儒术，罢黜百家”，但气功并未因儒家经学的兴盛受到影响，反而在理论认识上有显著提高。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家的一些修持方法，也被人们用来作为摄生养性的手段。至此，中国气功明显形成了儒、道、释三家。
秦汉时期，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论著日多。受先秦诸子的影响，秦汉论著也包罗万象。其中以生命科学为中心的论著不少，较有代表的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素书》、《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申鉴》、《老子指归》、《论衡》、《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等。除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天文、地理、气候的知识外，有的篇章直接阐发气功养生的内容，其中尤以《吕氏春秋》对发展气功整体论的观点有较大的推动，将天地自然、社会人事、机体生命合为一大系统。后世气功家观察自然、社会与机体生命的关系，多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指导，足见其影响之深。另外《老子指归》对“道”的论述，明确提出“道”即是平衡，是事物形成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状态，较先秦诸子所述平衡问题在气功中的应用更为具体。《淮南子》“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万言”。其中淑真、精神、道应、人间等篇所述（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气功基本理论和实践功法的具体阐发。还有《太平经》阐述功法之多，也是其他同时著作所少见的。至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首次应用十二消息卦，说明了气功气化学说的数学原理。
秦汉时期，气功实践加强，不仅用于预防摄生，也用于治疗外感内伤多种疾病。道士、医师应用其作为防治疾病的方法，有知识之士用以作为养生法，连普通民众也有应用气功的记载。在摄生防病方面，社会上已流行各种不同作用的功法。如汉•荀悦的“关息法”，就重在壮阳。有侧重养阴的功法，静而生阴，多从静功方面入手进行。养阴又多重在精、血、津液等体内物质的获得上，如长沙出土的青铜镜铭文：“尚方佳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渴饮玉泉”即是练气功时吞咽口中分泌出的津液。较多的气功家，还是提倡应用“和”法。如《吕氏春秋》的“精神安乎形”、“心志欲其和”；刘安的“形神志气，各尽其宜”；韩婴的“君子务结心乎一”；董仲舒的“心平和而不失中正”；陆贾的“宁其心而安其性”；徐平的“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尤其是严君平对“和”法的论述：“其为化也（‘其’指道），变于不变，动于不动；反以生复，复以生反，有以生无，无以生有，反复相因，自然是守。”（《老子指归•卷三》）是说道在不变中变，不动中动，自身在相对稳定中产生变化的运动。明确阐发了气功的气化作用，从理论上对“和”法进行了深入的总结。除说明秦汉时期广泛应用“和”法之外，还表明秦汉气功对动静、复反、有无等辩证关系的认识，已具较高的水平。
值得说明的是，秦汉时期健身气功的应用已很普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上虽仅存44幅图画，但导引姿势复杂多变，运动全身各部，男女老幼都有，都着平民装束。有的注明了导引作用,并且注意了意识活动要与动作协调，而且已有仿生物的“鹞背”、“龙登”、“熊经”、“鸟伸”，较《庄子》的记载有所发展，显然是后世“五禽戏”的起源之一。
华佗在气功学方面的贡献是创制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五戏。五禽戏为时间较早、系统全面的健身动功功法之一。《三国志•华佗传》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简要地介绍了五禽戏的由来以及临床上的应用。说明五禽戏较之春秋二禽戏，较之战国末西汉初的导引法又有提高。华佗五禽戏的创制，促进了气功的发展，是其他方法不能相比的。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功
晋初（又谓汉末）女气功学家魏华存的气功学专著《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问世。就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而论，主要应用人天观、脏象学说研究气功养生法，说明脑神经及心、肝、脾、肺、肾等五脏。提高了气功对人体结构及脏腑间联系的认识，对后世广有影响。
晋代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对推动古代气功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他认为导引的作用是“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可以延年益寿。
南北朝的陶弘景、陆修静对气功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陶弘景著有《养性延命录》、《真诰》，创制了许多具有实际作用的功法。陆修静撰有《三洞经书目录》，为保存南北朝前的气功文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还有北齐•颜之推说的“爱养神明，调护气息”，论述了气功在预防医学中的应用，后世多有效法。
晋以后，各种功法相继出现。其中有以练气为主的“命功”,如魏华存的“出日入月呼吸存法”和陶弘景的“六字服气法”：“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口四，皆出气也。”（《养性延命录》）有调神，协调精神为主的“性功”,如魏华存的“思一法”，用以稳定脑神，其实就是补脑安神的性功。梁刘勰的“理神法”，实际上也是调节精神、稳定情绪的安神法，即所谓“静则养神”。临床还用于治疗神形失调引起的各种内伤疾病，有调身、运动形体的“导引”。将“导引”用来预防摄生，祛邪疗疾。如晋许逊所创的“补肝三势”、“补脾三势”、“补心脏三势”、“补肺脏三势”、“补肾脏三势”，用于治疗五脏疾病。方法简明易行，有实效，至今仍用于实践，即是经后人改动而更名为“立式八段锦”的原型。两晋南北朝的气功较秦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除有以上的功法外,还有按摩、咽津等多种辅助功法。如陶弘景的以活动形体，动摇肢节，强壮身体，增进健康的“导引按摩法”等。
云南中医学院教授 吕光荣 （未完，待续）
气功的起源与发展(下)
五、隋唐时期气功的应用
隋朝时期的气功继承了两晋南北朝的气功成就，气功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诸病源候论》所载导引法二百六十余式，用于健身，治内、外、妇科等疾病。在《周易参同契》的基础上，继承许逊之说，当时，多称气功养生法为“内丹术”，习练气功叫“修丹”或“炼丹”。隋以后至唐，内丹之术曾兴盛一时。也有外丹与内丹混用的情况，致使服食外丹而毙命（外丹多为铅汞等有毒成分做成）者亦不少见。
唐代孙思邈躬身实践，其学术思想兼融医、道、佛于一家,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所创“调气法”、“导引法”简明易学，较适合老年患者需要。王玄览著《玄珠录》论述气功状态下的特殊生理功能作用。司马承祯著《修真秘旨》、《坐忘论》、《服气精义论》、《天隐子》等书，应用气功健身摄生预防，延年却老。还有，钟离权认为气功养生法是持身之大道；吕洞宾主张习练气功应以补阳为法；王泰用气功养生法防治老年病；施肩吾著《养生辨疑诀》认为“学道可以长生”，还著《钟吕传道记》，阐发气功的各个方面，为气功的防治应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等等。连文学家白居易也作《求玄珠赋》和《动静交相养赋》，阐述气功的动静作用，对后世很有影响。
六、宋元时期的气功发展
宋元时期气功的发展，儒道释医各家都有一定贡献。理论上集三家（道、儒及释）之长融为一体。实践方面用以治疗各种神形失调性疾病，尤以健身、防治老年病见长。
基本理论方面，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应用太极、八卦知识，说明整体与局部、动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气功认识动静之间的变化是一大促进。以后，朱熹继承其说，兴理学的研究，有“主静”、“德性”、“存心”诸说，客观上促进了气功基本理论的发展，并应用理论指导实践。
宋元时期道家气功著述较多，虽杂有宗教意识，但为继承前人经验保留了丰富资料。张君房辑的《云笈七签》，是道藏辑要，被后世誉为小道藏，除宗教教义、教规的论述外，较多的是气功著述。张伯端的《悟真篇》提倡悟性，是宋代很有影响的气功专著，与《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黄庭经》并列为道家四大经典。陈泥丸的《大道歌》论述气功养生延年，曾慥 的《至游子》认为气功健身“能通道化，虚明则通”，白玉赡讲气功有“万法归一”、“精神与气常保全”之论。
宋元诸医家重视气功养生法的研究，也应用气功健身及提高道德修养，防治七情内伤引起的疾病。《太平圣惠方》既有理论阐发，又有功法说明。《圣济总录》提出“治神”的主张，主张应用导引、服气等法，“保其泰和，合彼太和”。《苏沈良方》提倡习练“调气法”，并认为要取得成功，“惟长久不废”，持之以恒。《养老奉亲书》应用“六字气诀”，防治老年病，为后世广泛采用。
金元诸医家，也应用气功健身，并多有发挥。刘完素说 “饮食者调其形，起居者调其神”，李东垣认为“夜半收心，静坐片时”可“升发元气”，朱丹溪主张“调息养神”。金元时道家研究气功养生法也很活跃。王重阳著《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立教十五论》，对气功及养生多有发挥。马丹阳著《神光灿》、《洞玄金玉集》也同论气功。谭处瑞著《元珠歌》、《落魄歌》对气功也多有益之论。丘处机著《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可以说是气功养生学专著。但是，金元道家著述，与隋、唐、宋时的道家著述一样，有不切实际之处，阅读研究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七、明清时期气功的发展
明清时期，气功健身强体应用较盛，儒、释、道各家都有专论。著述有兰茂所著的《性天风月通玄记》，提倡人与自然相应。李时珍著《奇经八脉考》，说明经络是习练气功时气血运行的通道。其他医家的论著里，多有阐发气功养生的专篇。如徐春圃在《古今医统》里说：“摄生之要，莫大乎存想。”他还介绍了多种动功功法，防治疾病。龚廷贤也在《寿世保元》中介绍了气功养生的具体做法：“每子午卯酉时，于静室中，厚褥铺于榻上，盘脚趺坐，瞑目不视，以绵塞耳，心绝念虑，以意随呼，一往一来，上下于心肾之间，勿急勿徐，任其自然。坐一柱香，觉得口鼻之气不粗，渐渐和柔。又一柱香后，觉得口鼻之气，似无出入，然后缓缓伸足开目，去耳塞，下榻数步，偃卧榻上，少睡片刻起来，啜粥半碗，不可作劳恼怒，以损静功”。《普济方》沿《圣济总录》之道，也引录气功养生法作为健身强体、防治疾病的方法。李士材著《删补颐生微论》并附修摄法二十五条，可以说是二十五个气功功法。《医门法律》有“和畅性情”之论，实际是应用气功调节精神。李梴提倡导引健身，有开关法、起髀法、开郁法，用以调理血脉，疏通关节，强壮身体，祛邪治病。更为突出的是龚居中应用气功，治疗“咳嗽齁喘，肺病劳瘵”。清陈士铎有先春养阳法，先夏养阴法，先秋养阴法，先冬养阳法，与自然一一相应，调节身体各部之阴阳。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录有“运功规法”，并在内科杂病证治（药）之后附气功疗法。还有医家用以治五官疾病，用之广泛，不胜枚举。
八、近现代气功的发展
近现代气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百年中，由于各种原因气功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气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停滞不前的百年气功
新中国建立前的近百年，气功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潜心气功研究的人、专论气功的书均较前减少。
医家兼官吏潘霨辑刻的《韡（音wei）园医学六种》流传较广。他以徐文弼的《寿世传真》为底本，加以增删，于1858年编成气功专著《卫生要术》一书，认为对疾病要“防”重于“治”，而预防的方法即气功锻炼，若气功“能日行一二次，无不身轻体健，百病皆除”。《卫生要术》又经王祖源在1881年重摹，改称《内功图说》，此书重视动功锻炼，内容有《十二段锦》、《易筋经》、《却病延年法》、《分行外功诀》等，并配插图。此书经郁慕侠在1935年重印时曾改称《康健之路》。
这一时期内的一些著名医家，为气功的发展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如以外治见长的吴尚先、中西医汇通派张锡纯等。
从民国初年开始，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静坐法较为风行。上海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是当时静坐法的代表作。之后，他又专心学佛，改习止观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57年蒋维乔被聘为上海市气功疗养所顾问及上海中医文献馆特约馆员。
这一时期的内丹术，主要是述前人之说，出现了一些如《性命要旨》、《丹经指南》、《大成捷要》等著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内气周流循环示意图，如“内经图”、“丹成九转图”、“修真图”、“炼性修真全图”等。这些图示比较形象地表明了内丹术的气行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气功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气功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65） 气功疗法得到整理、发掘和大力推广。刘贵珍、陈涛等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刘贵珍（1920～1983年）因病于1948年开始学习内养功，1949年起在休养所推广该功法，1954年着手筹建唐山市气功疗养所，并在有关部门的参与下确立了“气功疗法”这一医疗措施的通用名称。1955年以刘贵珍为首的唐山气功疗法小组受到卫生部的嘉奖。1956年3月刘贵珍在北戴河创建了气功疗养院并任院长。1957年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出版，1959年唐山市气功疗养院的《内养功疗法》问世。两书对气功的推广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北方推广气功疗法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也开始了这项工作。1955年和1956年上海市卫生局邀请蒋维乔在沪举办了两期气功讲座，1957年7月1日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成立，由陈涛（1922～1968）任所长，蒋维乔任顾问。1958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受到卫生部表彰。
在这一阶段，气功疗法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在功法方面，以北方的“内养功”、南方的“放松功”为代表，一批疗效确切的气功功法被发掘整理，并得到推广，同时对气功疗法的疗效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
2．第二阶段（1979～1996） 十年动乱时期，气功被打入“冷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气功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科技工作者关于气功效应的实验研究，为群众性气功活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形成气功高潮。这次气功高潮的出现与持续，对推动气功疗法的普及及气功研究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高潮的主要特点是：（1）功法大量涌现。呈现出传统功法、新编功法百花齐放的局面。（2）群众踊跃参与。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气功锻炼，使气功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参与的体育运动项目。（3）气功科研受到重视。由于多学科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气功科研发展较快，并已被列入体育科研单位的科研计划之内。（4）对外交流十分活跃。使中国气功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服务。但随着气功活动的迅速发展，一些不良现象也在滋生蔓延，有人借机诈骗钱财，有的进行愚昧迷信宣传，有的发展非法组织，有的甚至危害社会治安，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气功事业的健康发展。
3．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 气功进入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健康有序发展的阶段。
为引导社会气功活动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遵照中央领导“要在大力提倡科学，坚决反对迷信，引导社会化气功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加强管理”的指示精神，1996年8月5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体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了气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划分了政府各有关行政部门在社会气功管理工作中的职责范围及相互间协调共管的工作关系，确定了当前社会气功管理的重点，提出了对传授气功者及从事气功医疗者的资格审查、考核、持证上岗以及对气功社会团体和气功活动要加强管理的要求，并划分了有关的政策界限。
《通知》下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受到全国气功界和各有关方面的拥护。《通知》的下发，标志着社会气功管理工作从此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是社会气功迈向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轨道的开端。原国家体委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主管行政部门于1998年又据此分别制订了《健身气功管理办法》和《气功医疗管理办法》。
虽然国家加强了对气功的管理，但是社会上各种打着气功旗号进行非法活动的现象并没有停止。特别是“我是小狗”盗用气功之名，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不仅干扰和影响了正常的气功活动，而且走向了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深渊，成为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为进一步加强对气功的管理，200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第12号令的形式发布了《医疗气功管理暂行规定》，同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以局长令的形式颁布了《健身气功管理暂行办法》，从各个方面对健身气功活动作出了规定，成为新时期加强健身气功管理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为切实担负起健身气功主管部门的职责，2001年6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专司健身气功管理的“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成立后，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讲科学、倡主流、抓管理”的总体工作思路。在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大力推进健身气功活动站点注册试点，积极着手编创健身气功新功法，适时适度开展健身气功宣传，努力引导广大群众开展健康文明的健身气功活动。截至2004年底，编创了健身气功·五禽戏、健身气功·易筋经、健身气功·六字诀、健身气功·八段锦等四种健身气功新功法，在全国9个省的194个市区县建立了762个健身气功活动站点。可以说，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健身气功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吕光荣周荔裳）